以下文章来源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作者文|朱琳 邓茗文

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日益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UNFCCC COP）、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BD COP）为代表的国际多边会议，已成为全球治理规则讨论、实践成果交流与话语共识构建的核心场域。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在海外市场的合规与发展挑战，更需借助这类国际化高规格平台去传递其在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方面的经验和解决方案，为经营发展提升格局、打开局面。

然而，由于文化差异、话语体系错位及传播方式单一等，许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未能获得充分理解与认可，参会常沦为“打卡式亮相”，其深层战略价值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在此背景下，如何系统挖掘国际多边会议的平台价值，借机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故事，提升国际传播的共情力与可信度，已成为推动高质量“走出去”的关键课题。为此，在中国南南合作网第三十届年会期间，本刊记者对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简称中国民促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香奕进行了深度采访，请她剖析当前中国企业国际传播叙事中的关键症结，并就如何提升传播有效性与国际认同度提出专业见解。

● 王香奕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左二）

中国企业正在重塑全球角色

CST：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出已有十年，您认为全球SDGs话语体系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企业有哪些启示？

王香奕：近年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话语体系正经历深刻重塑，最核心的变化有三点。

一是从“软倡议”走向“硬合规”。比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不再接受模糊承诺，而是要求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程可追溯、可量化、可验证。东南亚各国也相继出台劳工与环境综合法规，“公正转型”成为新共识。

二是从“环境优先”转向“环境与人的平衡”。比如，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要求企业将人权、劳工标准与环境尽责管理纳入商业战略，嵌入所有业务及决策过程；中国新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首次将工商业与人权框架纳入其中，明确提出参照联合国原则开展人权尽责管理；商务部发布的《企业境外社会责任指引》和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都表达了“既重经济回报，更重民生福祉”的政策导向。

三是合规从“单边对标”变为“双向融合”。企业不仅要满足东道国法律和国际标准，也要接受国内监管，这促使企业在不同规则体系之间进行衔接与流程优化。

面对这些变化，中国企业需要重新定位三大角色：一是做“嵌入社区”的民生伙伴，通过就业、培训和社区发展，让当地民众真正受益。二是做“规则衔接”的共建者，将中国在新能源、数字化等领域的解决方案与当地需求结合。三是做“发展权”的践行者，用保障员工权益和带动当地发展的实际行动，证明商业成功与社会进步可以并行。

CST：国际多边会议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的核心场域，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公约缔约方大会这类国际会议有哪些更深层的战略意义与核心价值？

王香奕：谈到国际多边会议，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品牌传播，但其深层战略意义远不止于此，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共建者”。国际规则的形成虽然以政府间谈判为主，但像碳核算方法、信息披露标准等前沿议题的讨论和演进，也大量发生在边会和研讨会等多边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如果不在场，就意味着这些规则在制定时缺乏来自中国的实践经验和声音。深度参与国际会议边会和研讨，是推动中国经验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规则建设的重要路径。

第二，构建“风险识别与预警”的前沿阵地。国际多边会议汇聚了全球社会组织、监管机构、法律和政策专家，正是洞察国际规则动态和合规风向的关键窗口。比如欧盟的CBAM和CSDDD的早期风向，都是在这些会议中释放的。企业参与其中，不仅能提前感知合规风险，还能通过对话影响规则推进，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参与。

第三，建立“多元信任”的非正式渠道。在政府间谈判陷入僵局时，企业边会、行业圆桌往往能发挥独特的沟通功能。通过与当地社区代表、国际社会组织直接对话，企业可以展示实地履责案例，消除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这是单纯广告投放无法替代的信任建设。

可以说，中国企业的角色正在从“产品输出者”走向“解决方案提供者”。而在国际会议中获得的规则话语权和利益相关方信任，恰恰是支撑这一角色转型的软实力基础。参与国际多边会议，正是让世界看到中国企业不只是经济的贡献者，更是可持续发展共同议题的积极行动者。

中国企业的国际传播困境

CST：当前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在国际认知和信任建设方面面临哪些挑战？原因是什么？

王香奕：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认知，呈现一定分化——硬实力持续获得认可，但软实力和信任建设仍面临挑战。积极方面，国际社会普遍肯定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效率、新能源供应链和数字化应用上的竞争优势，尤其在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中国投资被视为推动当地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在欧洲及部分国际利益相关方中，中国企业仍面临三大信任挑战：环境信息透明度、社区参与机制、合规体系国际化程度。

这种认知偏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惯性与信息时差。当前部分国际认知仍受到过去十年一些粗放发展案例的影响，而近五年中国在绿色技术和ESG治理上的快速迭代尚未被有效传导。二是叙事逻辑错位。中国企业强调“行胜于言”，在当地扶贫、教育等领域做得多、说得少，因缺乏有效沟通机制而变成隐性贡献。三是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在中美欧关系背景下，中国企业个别运营管理问题有时被舆论放大解读，进一步影响了国际认知。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是产品出海，更是信任出海。只有补齐认知短板，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CST：中国企业在海外传播其SDGs实践时， 最常遇到哪些挑战？

王香奕：中国企业海外传播SDGs实践时，挑战往往不在于“有没有做”，而在于“会不会说”和“跟谁说”。我把这些挑战归纳为三个“错位”。

信息解码的错位。中国企业习惯用“项目总投资额”“装机容量”等宏观数据来证明贡献，而国际组织和当地社区更关心“创造了多少本地长期岗位”“周边居民的电费降低了多少”。简单的“中译英”无法将SDGs指标转化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座村庄”具体变化的叙事，导致宏大数据背后的“人的故事”无法得到有效传递。

互动逻辑的错位。国际会议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展示”，更在于“交流”。如果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更多停留在单向讲述，而缺乏与外方的互动沟通，传播效果就容易打折扣。

成果转化的错位。一些中国企业登上国际舞台后，发言内容未能充分结合会议主题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和实践经验，因而难以转化为媒体关注的观点或政策参考案例。

这反映出部分中国企业在国际传播中的两个认知偏差。首先是将“传播”等同于“宣传”。一些企业习惯于强调成绩和正面形象，而在国际SDGs语境下，主动回应挑战、分享改进实践过程，反而更有助于建立信任。其次是低估“面对面”交流的价值。国际会议中的茶歇、边会等非正式场景的交流，是增进理解、建立关系的重要机会。但部分企业因语言障碍或社交习惯，错失了通过互动建立关系、提升信任的机会。

构建可信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

CST：对于准备或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您对提升其SDGs传播影响力有哪些建议？

王香奕：我的核心建议是，避免“大而全”的传播战役，聚焦“小而深”的信任建设，尤其在资源有限时，最高策略不是“花钱买影响力”，而是“用行动换信任”。

议题聚焦，选准切入点。结合企业主业和当地关切，只选择与业务强相关且社区感知度高的SDGs议题（如矿业聚焦“水资源管理”、基建聚焦“本地化就业”），持续投入，并形成企业的“责任标签”。这比面面俱到但缺乏深度的传播更有效。

沟通下沉，建立社区对话机制。避免“突击式公关”，转向“常态化沟通”。通过月度茶话会、开放日或员工代表恳谈会等方式，用当地语言介绍项目进展、听取意见并回应关切。这不仅能持续增强信任，也能沉淀真实、有温度的传播素材。

从展示参与，转向深度对话。参与国际会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企业应精选与自身议题高度相关的国际会议，会前做足功课，会上通过问答、圆桌等形式开展交流，而非单向宣讲。

借助第三方增强公信力。企业需要通过独立第三方视角来提升可信度，避免自说自话。例如，邀请当地大学、社会组织开展调研或评估，用当地语言展示当地员工故事、环保设施运行实况等。

CST：中国企业应如何将“双碳”目标、“生态文明”等中式表达转化为国际能够理解的语言？

王香奕：一是要将“政策宣导”转译为“解决方案”。例如，中国的沙漠治理、退耕还林等，在国际会议上应表述为“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升生态系统韧性”，这更容易被国际组织接受。而“双碳”目标应转化为“产业低碳转型与技术创新路线图”，强调通过技术革命实现减排，而非仅靠行政命令。

二是要将“国家目标”转化为“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例如，不谈“中国光伏装机量全球第一”，而是谈“中国光伏组件的大量出口，在过去十年使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了80%，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用得起清洁电”。把“中国成绩”视角切换到“全球红利”视角。

三是要将“中国话语体系”转化为“国际通用语言体系”。比如，将“生态文明建设”表达为“中国在落实SDG 13和SDG 15方面的国家自主贡献”。用国际通行的评估指标体系来承载中国的政策理念，既降低了理解门槛，也增加了数据的可比性。

总之，要让国际社会通过中国的实践，看到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当中国企业说“我们在智利的光伏项目为当地社区提供了稳定的清洁能源，并保留了原有的生物走廊”时，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就已经被传播出去了。

CST：在您看来，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超越“展示型参与”，在国际会议等多边平台上真正参与议题设置并贡献中国方案？

王香奕：展示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企业把展位当成终点还是起点。我建议企业从三个层面实现跃升。

把展位变成“需求倾听站”。在展位设计中设置“对话区”和“议题墙”，主动邀请外方代表分享所在国家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挑战。通过提问和倾听，中国企业的角色就从“参展方”转变为了“问题解决伙伴”。

带着回应争议的建设性方案参会。议程设置能力不在会议现场，而在会前准备阶段。中国企业应提前研究会议主题和关键议题，并针对问题准备“中国方案包”，用具体地点、具体人群、具体成效的实践案例来展现“这个做法如何回应了今天的争议”，并通过会前沟通争取更多交流机会。

主动提出联合行动倡议。发言不应止于“我们愿意合作”，而是直接提出可落地的小规模联合行动倡议。具体案例让观点可信，联合行动让承诺落地。这样的发言会被参会者记住、引用和跟进。

中国民促会的实践与探索

CST：您认为社会组织在协助企业提升海外SDGs传播能力方面可以发挥哪些独特作用？

王香奕：社会组织在协助企业进行海外SDGs传播时，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身份中立性、专业的叙事转化力以及话语体系的一致性上，这恰好弥补了企业在海外传播中的短板。一方面，国际社会组织和当地社区往往对商业资本的警惕性较高。社会组织在利益上与商业推广保持距离，这种“第三方身份”使其更容易获取当地社区和国际同行的信任，帮助企业打破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国际化程度高的社会组织，擅长“叙事翻译”，可以将企业的商业贡献转化为符合SDGs逻辑的社会成效，确保中国实践被正确理解。

CST：作为一家长期致力于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平台型机构，中国民促会在支持中国企业与社会组织海外SDGs传播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王香奕：中国民促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为企业搭国际舞台但不替企业发言，为社企牵合作之手但不替任何一方决定方向。我们致力于让中国企业的SDGs实践在国际场合被看见、被理解、被信任，同时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企业的海外伙伴。例如，COP29期间，我们与能链智电联合14家单位，面向全球发布《2024碳普惠发展白皮书》，共同发出“社企融合，助力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倡议”，将能链智电的碳普惠实践嵌入全球公众参与气候行动的议题框架，让企业案例升级为国际倡议。COP30期间，我们支持滴滴基金会与巴西当地社会组织建立直接联系，围绕绿色出行、社区气候韧性等议题展开务实对话，推动中巴民间在气候行动领域的实质性合作。

CST：面向未来，对于已经或者计划开展海外SDGs实践与传播的中国企业，您还有哪些期待？

王香奕：一方面，我们期待中国企业的海外实践能从做单点项目逐渐走向生态建设，与当地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形成长期互动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转变思路，赋能当地员工成为品牌代言人，邀请国际组织成为独立观察员，让社区领袖成为真实故事的讲述者，让企业实践成为国际会议主动引用的案例。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企业不要止步于合规，而是能更进一步，将中国的“双碳”实践、生态文明理念，通过具体案例和可操作提案，嵌入国际规则体系的讨论，让国际规则更公平、更包容、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文丨朱琳 zhulin@sdg-china.net

邓茗文 dengmingwen@sdg-china.net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6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