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郭梦玲（实习）   李小刚  李诗芳    中国低碳网

导读

“固废处理产业发展的逻辑非常清晰，先解决对人类有害的问题，然后进行‘减量’，之后解决‘资源化’的问题，最后实现‘生态化’。”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董事长周康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节能或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于1985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发起设立，1997年划转至中国节能，2000年起先后进入固废、水务、新材料等领域，2012年确定固废处理主业。经过二十余年固废行业专业化发展，主营业务涵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协同、农林生物质发电、有机垃圾资源化、环卫业务、环境工程服务5大板块，拥有固体废弃物治理研发设计、装备技术、投资、建设、运营全产业链一体化能力。作为固废行业的国家队和排头兵，中国环境保护集团的发展紧扣行业发展脉络，并以自身创新发展引领和推动行业发展。近日，本刊专访了中国环境保护集团董事长周康，请他解读固废产业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并分析其中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投资》：当今时代，随着商业模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固废行业本身也在悄然转变着。请问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固废行业？

周康：垃圾处置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产生并不断优化。垃圾与人类社会是伴生的。最初的处置方式是卫生填埋。随着城市的扩张，早先填埋垃圾的市郊进入了市区，垃圾围城的问题慢慢显现。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并合理地解决垃圾问题，就成了行业面临的新挑战。

国家对垃圾处理提出“三化”要求：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起初是通过卫生填埋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减少其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影响。随着垃圾量不断增多，“减量”成为新课题。而通过焚烧，末端需要填埋的物质质量大概是原生垃圾总量的3%，大大减少了垃圾的体量。同时，得益于“螯合固化”技术，可以将燃烧过程中所产生的飞灰（含有重金属和难以分解的有机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杜绝二次污染，最终实现所有垃圾都能进行终端处置。第三是“资源化”，即通过焚烧发电等方式，产生能源实现二次利用。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说：“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把垃圾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垃圾混置是垃圾，垃圾分类就是资源。垃圾分类由此成为新时尚。目前城市普遍实行垃圾四分法：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前端分类有利于后端的处置和有效利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针对垃圾处置，国家又提出了“生态化”的新要求。“生态化”主要体现在将厨余垃圾的产出物回归自然界上。我们当前在推动利用厨余垃圾生产有机肥和饲料，为农林种植和家禽蓄养提供支持。比如黑水虻饲料就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之一，在这过程中实现资源回归大地的生态化利用。

其实，固废处理产业发展的逻辑非常清晰，先解决对人类有害的问题，然后进行“减量”，之后解决“资源化”的问题，最后实现“生态化”。以往，农村垃圾处理仅仅是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倾倒。后来人们意识到不加处理的垃圾倾倒会影响地下水，推动了对垃圾进行封闭填埋并覆盖。同时填埋的垃圾会发酵产生沼气，而沼气可以用作填埋气发电，进一步推动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焚烧技术，通过焚烧实现垃圾减量和资源化再利用。如今，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固废处理有了“生态化”的新要求。未来，随着人类认知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可能还会有新的发展。

过去十年是固废产业发展的黄金10年，这首先得益于十八大的召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推动了整个固废行业的发展。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成立于1985年，2000年左右涉足垃圾焚烧产业，在2014年并购河北建投五家公司之后，我们的垃圾焚烧核心主业进入了大规模投资及运营阶段。

十多年来，在相关技术的消化和引进、资金支持和市场化转变等方面，国家也为固废行业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对于垃圾发电厂，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邻避效应”。但实际上，随着相关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我国垃圾焚烧相应的技术标准不断提升。目前来看，国内焚烧技术水平与污染控制能力和欧美国家已经齐平，甚至拥有更强劲的后发优势。中国环境保护集团下属企业实行的排放标准基本都是欧盟2000或欧盟2010，垃圾发电对于居民生产生活的干扰已经小了很多。以备受关注的二噁英问题举例，如果炉温维持在850℃以上，持续两秒钟，二噁英就会被分解。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成都祥福项目的办公区域和生产准备区域都在垃圾电厂里，职工生产生活完全不受干扰影响，这在目前垃圾发电行业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状态。

这些年来，以特许经营为代表的BOT模式提供了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金，也解决了商业模式的问题，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生态文明思想纲举目张，国家配套的产业政策提供支持，BOT商业模式解决了资金来源和付费机制问题，这些都使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在过去十年间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投资》：您认为固废产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有哪些？

周康：行业产能过剩是我们现今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要达到80万吨/日左右。而据国家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能力已达到89.11万吨/日，处理能力已超过十四五规模目标。这意味着垃圾处理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以往是垃圾处理企业帮助政府处理垃圾，收取处理费，而现在垃圾处理企业需要主动出击抢夺垃圾资源。局部地区特许经营协议范围内的垃圾供应量缺口问题显现。

第二，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国补资金退坡对整个行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发电量达到82500小时或项目投运达到15年，以孰早为限，超过小时数或运行年限将不再享受国补。自2021年1月1日起，行业内新增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配置并确定上网电价；新纳入补贴范围的项目，补贴资金由中央地方共同承担，分地区合理确定分担比例，中央分担部分逐年调整并有序退出。加之2020年以后，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拖欠较多，这给运营企业带来较大的负担。

行业产能过剩，国家政策调整，这是目前面临的较大的问题，也倒逼产业提质与升级。

第一、2020年，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1+N”政策相继发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这是我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这种模式倒逼产业提升，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行业新机遇也不断涌现。

最近，我们利用区块链导入在垃圾焚烧发电碳核证上做了一些前瞻性的工作。过去国内一直通过咨询服务模式来进行碳核证，但是基础数据可以被篡改的问题是中国的CDM和CCER项目被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管机构暂停了自愿减排项目碳资产开发的相关工作。而区块链技术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可追溯和不可篡改。利用区块链技术融入传统咨询服务进行碳核证，目的是让我们所核算出的垃圾发电减排量数据从流程上真实可信，提高自愿减排项目的审定与核查效率，从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降低碳资产开发成本，并且匹配更高的市场价格。计算表明，通过区块链技术核算出的CCER可供交易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市场价值将非常可观。2022年2月，中国环境保护集团下属宿迁公司完成全国首单区块链技术核证碳资产BCCER的交易，也是全国首例运用区块链、物联网技术进行碳核证实现的碳交易。由此可见，“3060”倒逼机制正在推动行业的创新发展。

第二、前端对垃圾进行的处置和分类也会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我们这两年一直非常重视对有机垃圾的处理和投资。之前，无论垃圾来源是什么，我们都是通过焚烧的方式进行“减量化”处理。现在分类之后，我们对有机质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这也为“生态化”奠定基础。中国环境保护集团的湿垃圾处置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处置量接近两万吨。

资源回收利用方面，我们也在探索新机遇。比如，1吨垃圾焚烧后产生大概30%的炉渣。垃圾电厂每天都会产生炉渣，如果炉渣得不到及时处理，电厂就无法正常运行。之前电厂需要付费请人把炉渣运走处理。但是从2018年开始，炉渣价格呈现上涨态势，成为电厂可外售的资源，也为业绩提供有益补充。

前端分类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炉渣和厨余垃圾等之前没有得到重视的资源像矿泉水瓶一样，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如果我们对这个行业进行精细化分工，就会发现其中潜藏了大量的商业机遇和资源。垃圾其实是错配资源。比如手机、电池、废旧汽车和废旧电子元器件等，其拆解加工都会成为新的商机，这就是“城市矿山”说法出现的原因。

前端分类和国家公共卫生服务政策是密切相关的。要推动垃圾处理行业的新发展，还需要国家匹配相应的政策和资源，单靠一个企业的力量和行动是难以促成的。

   《中国投资》：绿色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化发展和对外投资的一张名片。中国环境保护集团对于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国际化布局的考量有哪些？

周康：今年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做过一些投资探索。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建设的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其设备标准与国内不相上下——两炉两机（两台焚烧炉配两台发电机）。但是埃方目前还没有能力运营发电厂，只有垃圾焚烧炉正常运转，产生的热能被排空，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这只实现了“减量化”和“无害化”的目的，却没有达到“资源化”和“生态化”的要求。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与我们联系，希望中方提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新年伊始，我们组织了6人专业团队到埃方实地调研，诊断出了问题，也帮助他们做了初步的解决。

对于绿色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考虑到海外政策法律、营商环境、安全等问题，我们考虑采取“三步走”的方式推进。从技术服务“走出去”开始，先做技术和脑力的软输出，熟悉海外政策法律法规环境，积累政商人脉资源；之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EPC工程建设总包，逐步过渡到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资本输出。我们在澳门、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区域的布局逻辑也是这样的思路。

   《中国投资》：作为央企，中国环境保护集团的自我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周康：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重大安排部署，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家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中央企业，中国节能党委书记、董事长宋鑫要求全系统要站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主力军和国家队的高度思考谋划工作，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主业；要积极引领绿色低碳行业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节能环保健康产业集团。这也为中国环保的发展奠定了主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集团公司战略部署，深入服务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大局，这既是中国环保的基本政治站位，也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公司未来的发展，主要规划有以下几个方向：

一是推动县域一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全国地级区划数660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43个。目前，地级市1000吨以上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布局接近饱和，竞争非常激烈，而县域200吨和200吨以下的垃圾焚烧电厂的建设投资短板明显。这背后有相关技术不够成熟、商业模式有待规范完善、规模效应较弱等制约因素。去年，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承担了一项垃圾焚烧装备小型化技术攻关的重点课题，探索如何在县域一级，在不降低排放标准的前提下实现垃圾焚烧发电。这是公司重点产业化攻关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该项目的开发，培育新的产业投资蓝海。

二是重视对湿垃圾处理的投资。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最初从建造单一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起步，随着城市多废共治需求的出现，转向投资建设以集约协同为特色的静脉产业园。公司下属临沂产业园以垃圾焚烧发电为核心，协同处理餐厨垃圾、病死畜禽、污泥、厨余垃圾、园林废弃物及木业边角料、废旧衣物6类固废，实现城市综合固废治理“资源共享、设施共建、物质循环、能量梯次利用”，入围“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2016年，在“共抓长江大保护”工作中，面向长江经济带区域级环境治理的新挑战，我们又提出了“两园一链”固废治理创新模式。其核心逻辑是在城市建设大型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核心的综合性静脉产业园，而在乡村，针对人口密度低、农村固废主要为畜禽粪便、农林废弃物等有机固废，我们遵循“道法自然”，采用简便的、更有针对性的、更可控的方式进行垃圾处理，推动产出物回归自然和实现其生态化利用。城市和农村固废治理产业之间，通过环卫和环境服务促进能量流和资源流的有效衔接，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同。现在看来，尽管城市生活垃圾干湿分类、农村湿垃圾处置业务尚在培育，但在未来一定会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三是关注“碳中和”催生的碳资产。垃圾焚烧发电补贴政策调整背景下，开发碳资产使我们能够积极应对国补退坡。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很多指导性的政策，但是生物质能绿电交易和CCER交易的具体细则还未公布。我们希望国家层面尽快出台一些实施细则，这对于企业的规划和发展意义重大。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布局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碳核证系统，前期计划主要应用于生物质行业碳资产开发，未来可通过建立多方法学、多行业自动化监测与核证模型，推广应用于跨领域碳减排业务，助力多领域碳资产开发与交易，并形成企业业务新增长极。

最后是数字化转型。增收节支、降本增效是产业运营阶段竞争的关键。近两年来，我们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以期通过数字技术的导入提高运营效率。目前AI焚烧自动控制系统已经在公司系统内得到成功应用，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公司按照“一吨垃圾多发一度电，一吨垃圾降低一元成本”的方向持续推进精益化运营，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还在探索和改进中。

“绿色产业投资”专栏由中国低碳网发起成立的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碳中和促进基金与《中国投资》杂志社共同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