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推动下市场驱动的绿色转型

一、如何理解“30-60”目标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就挑战而言，有两个基本约束条件，一是我国人均碳排放已达7吨以上，超过欧盟，尽管还有十年的达峰前时间，但这个空间不大，否则加大下一步碳中和的难度；二是目前人均GDP为1万美元，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3-4万美元的水平。简单地说，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少排放乃至零排放。我们不可能像老牌发达国家那样走高碳高增长的路，也不会走低碳低增长的路，只能选择低碳乃至零碳较高增长的第三条路，力争减碳和增长双赢。这条路难度和不确定性很大，挑战堪称前所未有。

如果转换思维方式，主动推进绿色转型，就可能抓住换道超车、建立新竞争优势的机会，机遇也是前所未有。我国至少有两大优势，一是不少产品仍未达到需求峰值，可直接以绿色产品替代，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交通部门排放达峰时千人乘用车保有量分别约为845、423和575辆，而中国目前仅有173辆，在汽车普及期，直接购买新能源汽车。提早转型有利于降低转型的重置成本、沉没成本。二是我国经济增速仍较高，可为绿色产品创新和推广提供更多市场需求，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领域，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从更宽视野看，我们有可能在这场全球范围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变革中，发挥重要推动和引领作用。

二、碳减排很重要，同时也要重视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几者之间要协调推进。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重要区别。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总体上较好，经济也很难高增长了，绿色转型主要是碳的问题。而我们除了碳的问题之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还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几个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都要硬，不可偏废，而且要形成协同机制。比如，碳减排和其他污染物防治的外部性不同，通俗地说，一家工厂排出受污染的水和气，周边人群反应很大，要求治理的呼声高；而碳减排的成本由减排者自己承担，好处是全世界的。深圳的经验表明，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同源性达到70%，也就是说，在其他污染物减排的同时，也减少了碳的排放，或者说我们可以用积极性高的事情带动积极性低的事情。再比如，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更重要是，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或零排放、低成本的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协同实现减碳、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深圳空气质量达标、碳达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三达”经验表明，这种协同效应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三、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打牢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从全球范围看，绿色发展仍然是飘在空中的风筝，看起来很美，但根基不牢。欧美国家发展碳排放权市场，我国也建了一些碳交易所，但交易不活跃，主要原因是基于自愿减排，缺少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现阶段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的还是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的办法。在相当长时间看起来只能如此。这套办法优点是短期内行动较快，也可能较快取得成效，但问题是指标分配未必合理公平、激励不足、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应当认识到，这种状况是难以适应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要求的，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形成市场在绿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绿色转型，既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首先要推动碳核算和绿色收益核算，这方面已有一些重要探索和进展。在此基础上，建立包括碳减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并在一定时期内平衡账户。产权和责任落实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很清洁。应当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责任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再经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励创新和发展，推动绿色转型扎实有效地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