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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气候大会越谈越尴尬 世界减排依旧“扯皮”

2012/12/7 15:29:08  http://www.ditan360.com/   青年参考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有2.4万名代表参加;而今年,与会代表只有约1.7万人。这一数字的减少,虽然不一定能说明问题,但至少对这场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抱希望。

  今年,从11月26日至12月7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18次缔约方会议还没结束,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徐晋涛教授就对《青年参考》记者直言,对这场注定“扯皮”到底的会议,他已失去了关注的兴趣。

  的确,在已过去的多哈气候大会第一周,各方没能取得丝毫实质性进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德班平台”规划等重要议题,都没谈出个所以然来。

  最后这几天里,进入更高级别的谈判能否把争执不下的诸多问题搞定,如“第二承诺期究竟是8年还是5年”、“如何解决2013年到2020年间的资金问题”,将直接决定今年的气候大会,是会有所进展,还是继续维持着那份“谈而无果”的尴尬。

  20年“谈气候”,越谈越悲观

  2012年渐入尾声,就在各国高官忙着奔赴卡塔尔“谈气候”之际,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告诉我们:2012年是人类自185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

  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的一篇论文,通过对近30年卫星记录的比较,进一步论证了人类活动与全球气温上升之间的联系。

  最新的世界银行报告直接指出,如果当前减缓变暖的承诺不兑现,那么不到50年,人类就可能被迫过上热浪滔天、干旱严重的日子。届时,全球都将遭遇大灾难,非洲、中东和南亚都可能会面临全国范围的水荒。

  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有无数的争吵、纠结、和一次次破灭的承诺,世界各国高官还是要一次次聚到一起,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

  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正好20周年,世界人口已从1992年时的50多亿增长到70亿。而这20年中,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最大突破,恐怕要数1997年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了,因为它为发达国家设定了强制减排的目标。

  2008~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根据协议,发达国家的排放量需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但如今,美国与加拿大已退出《京都议定书》,而2012年后的减排目标迟迟确定不下来。从2007年至今,在印尼的巴厘岛、丹麦的哥本哈根、墨西哥的坎昆,各国外交人士多番谈判,却始终无法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达成一致。

  于是,便有了2011年的“德班平台”,被《金融时报》撰稿人皮利塔·克拉克描述为“在南非德班的联合国会谈上勉强达成的脆弱协议”确定,各方最迟在2015年,要敲定一项能在2020年生效的新的全球气候契约。

  《金融时报》称,单单是将新的气候契约生效期推迟到2020年,就会加大实现控制气温上升的难度与成本。

  而今年的多哈大会,更进一步考验着各方在“减排目标”、“资金支持”、“技术转移”等一系列“老大难”议题上的谈判能量。

  “我个人持比较悲观的看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谨慎地对《青年参考》记者表示。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徐晋涛则直言不讳地说,从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他就对气候谈判完全失去了信心,认为它基本没什么用处和意义。

  没钱,“谈气候”很难!

  300亿美元,1000亿美元?

  发展新能源,开展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还要应对气候灾害——发展中国家要想加入为气候问题作出贡献的队伍,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2010年到2012年的3年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了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在多哈会议上,新西兰等国声称,这笔钱已有320亿美元到位。尽管这个数字由于透明度不足、重复计算严重、以低息贷款形式发放等,被指责存在着大量的水分,但好歹聊胜于无。

  在接受《青年参考》记者采访时,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媒体主任余冲表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在多哈会议上落实2013年到2015年未来3年的“中期资金”。

  “这笔钱有没有、有多少、从哪儿来、如何分配,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和清晰的安排。”余冲说,赠予国应该明确资金分批发放的时间和数额,受赠国也必须明确这些钱都要花在哪儿。

  如果没有这笔资金,那么气候问题的资金安排在时间线上就会衔接不起来,甚至出现致命的“资金断崖”。绿色和平组织的英国政策顾问鲁斯·戴维斯和巴巴多斯国代表甚至以“多哈成败在此一举”,来描述这笔钱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集体呼吁,发达国家应拿出更多钱来用于应对中期需求,数额至少也应翻番,达到600亿美元。按照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的约定,这笔资金应达到1年1000亿美元的规模。发展中国家对此十分关注,但发达国家的抵触情绪却比较大,尚没有明确表态。

  余万里对《青年参考》表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主张减排的那些国家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占有绝对优势;而那些即使不愿加入气候谈判的国家,也不敢公然站到对立面上。于是,气候谈判就成了两层皮,“各国在这场互相扯皮的游戏中大唱高调,但一涉及到自己的饭碗或者真金白银,就马上缩回去了。”

  “欧盟都向后缩,还有谁会往前拱?”

  冗余排放配额(即“热空气”)问题,正在成为多哈大会最大的悬疑。

  早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之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被获准设定了比不采取额外减排政策的“基准情景”更为宽松的减排目标。随着《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走向尾声,多哈大会必须就第二承诺期达成一致,对遗留下来的“热空气”问题如何处置,便成为亟需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向表现良好的欧盟却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分裂。

  产煤大国波兰坚持要将“热空气”全部带入第二承诺期乃至2020年之后。但大部分西欧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立场一致,更倾向于保有《京都议定书》的实际减排效力,对“热空气”加以限制,并不希望被波兰牵着鼻子走。

  如果欧盟向下届气候大会举办国波兰屈膝,那么欧盟这个气候变化方面多年的“领头羊”,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指责,在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所以,欧盟这次要想保住自己在德班获得的“气候谈判推动者”的美名,实需再加把劲。

  对于欧盟在多哈气候大会的表现,绿色和平组织的德国气候问题专家马丁·凯瑟评论称:“欧盟在多哈还没有拿出任何有实际贡献的举措,既没有对130亿吨‘热空气’的注销表态,更没有将自身减排目标提升到30%。欧盟的领导人需要拿出气候方面的领导力来,而不应为高排放企业代言。”

  绿色和平组织的余冲对《青年参考》表示,在气候谈判之初,欧盟只有8个成员国,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环保意愿上讲,都堪为气候谈判的领军人物。但如今,欧盟不断东扩,成员国增加到27个,波兰等煤炭大国也被纳入进来,欧盟内部本身开始存在利益冲突,于是便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立场。

  即使如今态度不再积极,余冲认为,欧盟依旧是多边谈判中最重要的发动机。短时间内,美国很难有意愿站出来,担任气候谈判的领袖,其他国家更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欧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北京大学的余万里则认为,“好学生”欧盟作为发达的老牌工业化国家,其环保意识、环保技术和经济实力都很强,这使它在气候谈判中一直以来都表现积极。但是,欧盟在这次的多哈会议上表现不佳,这与它的经济状况不无关系。金融危机之后,老百姓迫在眉睫的就业问题、吃饭问题都被摆到了桌面上,欧盟不可能因为环保问题而影响本国的经济状况,何况还有一大群“穷亲戚”等着伸手要钱。因此在多哈会议上,欧盟也只能低调、低调、再低调了。

  不过,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如今,这场欧盟不愿再做“领头羊”的多边会谈,似乎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中,谈判进程由此愈加艰难。因为,“连欧盟都往后缩,还有谁会往前拱?”

  别指望美国做什么!这是块“老化石”!

  作为历史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美国曾宣布愿承担“发达国家可以做到的实际承诺”,但前提是“不损害经济”。可如今,比起走出经济衰退这样的议题,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民间,似乎都对全球变暖没什么热情了。

  今年,美国遭受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11月的飓风“桑迪”也把纽约地铁淹没了近一个星期,影响了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经济。即便如此,环保议题在美国大选中也一直处于边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选民将其当做“非常重要的议题”。

  尽管奥巴马在上个月连任之后曾承诺,要在第二任期内表现出“气候领导力”,事实上,奥巴马至今都不曾成功地把气候政策排上过他的日程。反之,《金融时报》称,在美国媒体上声音更大的,是那些坚信全球变暖不过是虚张声势或浪费时间的反对者。

  因此,美国依然扮演着一个巨大的“阻碍者”角色——阻挠其后谈判取得实质进展。

  因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回避减排义务、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反应冷淡,美国在本次多哈气候大会上,再度被非政府组织荣幸地授予了“化石奖”。

  余万里认为,美国之所以在气候谈判中表现顽固,与其历史、现实状况密切相关。与欧洲的“前卫”观念相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一直以来都偏于保守,对于环境问题不像欧洲那样重视和支持,环保技术也比欧洲要落后一大截。

  尽管奥巴马所代表的民主党比起共和党,态度要更加开明,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美国国内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依然是趋向于一致的保守态度。

  更何况,美国的碳排放很多都来自于消费性排放,而非生产性排放,比如冬季取暖、大功率汽车等。此外,习惯了大手大脚的美国人,很难为了环境问题,而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

  余冲在这一问题上则比较乐观。他认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特别是在今年飓风“桑迪”的影响下,美国人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所转变。只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线上,很难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快速反映在多哈的谈判桌上。

  但他同时也表示,重视美国行为、对游离于国际公约之外的美国怀有过多期待,本身就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在明知美国不会有任何产出和贡献的情况下,世界其实应该果断地抛弃美国,由其他国家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

  发展中国家:分化成两派,诉求各不同

  余冲表示,在“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基础上,减排的责任也要覆盖到发展中国家的身上。可是,目前谈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余万里看来,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很大,因此很难指望今年的多哈会议有多大进展。从整体来看,近几年的气候谈判是处于一个势力下降的状态中,未来可能保持相对平稳。在维持谈判机制继续运转的同时,短期之内很难有什么突破。

  事实上,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的立场和需要承担的责任有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分化为两大派。

  一派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他们虽后来居上成为新一代的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尤其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接近第二名美国的两倍,但这些国家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时期,这个时候谈减排对于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因此,这部分国家普遍不希望被具体的减排目标所束缚,而希望更多由发达国家承担起节能减排的责任。《华盛顿邮报》就在报道中表示,让发达国家继续承担大部分减排任务,而中国依旧只需要少量减排,“不仅在政治上是荒谬的,西方的选民们也不会同意”。正如有人相信美国应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负起责任来那样,美国也相信,坚持让发展中国家在扩张经济的同时尽本分减排是有必要的。

  而中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解振华在今年的多哈大会上已表示,明年中国GDP的单位能耗有望下降3.7%,与美国政府类似,他们更乐意谈单位能耗的下降而不是总排放量的下降。

  另一派则是马尔代夫一类的太平洋岛国,海平面上升意味着对其国家的致命打击,因此,它们态度非常积极,站在一起迫切希望气候谈判能达成协议。然而,由于这些国家实力弱小,它们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话语权。

  不过余万里提醒,其实各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不完全一样。比如中国,二氧化碳并不是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二氧化硫和北方水资源污染问题,才是重点。这个时候一味地去讲减少碳排放,反倒不符合各国实际国情。

  之所以在今年的这个节点上,会感觉谈判进程尤为缓慢,难有突破,余冲认为,是因为在过去的20年中,各国的经济状况和排放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排放份额与之前相比,也出现明显区别。问题在于,如何去应对这种变化,重新“洗牌”,组织一个适合的轨道,推进谈判进程。